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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83] 朱熹提出了人心道心说，以道心为心之本体，也就是以心为道。

[82]《易纂言·文言传第七》。就是以儒家理论指导历史。

朱熹也吸收了周敦颐的主静说，认为心之本体，湛然虚明，寂然不动。[61]《语录》，《鲁斋遗书》卷一。（二） 许衡虽讲理气等问题，但他的哲学的重点是讲天人性命之学。[86]《宋元学案》卷九十二。许衡，尤其吴澄，则发展了朱熹心与理一的思想，认为心即是理，即是太极，因而理是主观的。

却有由中以正外，如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。他说：思以理言，学以事言。和王守仁同时的罗钦顺，建立了唯物主义学说，批评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是务内而遗外，他主张学必资于外求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他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思想，这是值得注意的。总之，李贽的思想，反映了时代的特点，代表了工商业者和市民阶级的要求，具有启蒙主义性质。良知不是死的，它是活生生的。五、王学的衰落 明朝中后期，王学盛行，门徒满天下，几乎成为统治哲学，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。

心即天，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，而又亲切简易。日月风雷山川民物，凡有貌象形色，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，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。

他的心学精一之处，正是得自朱熹。[93] 照他所说，思既是良知的作用，其发用之正与不正，良知自然会知道，即使是强盗，他的良知也不会泯灭，唤他做贼，他还忸怩于中。更具体地说，它是为了克服朱熹格物致知说的矛盾而提出来的。等穷理之后再去行，就必然分知行为先后两截。

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，毅然若不可遏。这是王守仁心学的特点。否则，便只是悬空谈说、揣摸影响而已，这就有行为基础以及行检验知的意义。，这些都不是王学所能容纳的，毋宁说是对王学的反动。

这是他的知行学说的一个最大的缺点。[149] 认为身是物之有形者，而心，意，知，莫非身也[150]，即莫非物也。

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，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，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。[71] 这同天理人欲的关系是一样的。

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，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。[77] 照这个说法，天地万物如同我身体一般，一气相通，故与我不可分，但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心之所以为主宰，正因为有良知。他又说：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，在性为善，因所指而异其名，实皆吾之心也。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，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。这是对朱熹心本体论的真正完成，而与陈献章直接有关。良知之外无知，致良知之外无行。

[34] 这说明他的理气体用之分是很明确的。学问思辩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，是专以学问思辩为知，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。

意用于治民，即治民为一物。这种学说，作为一种道德哲学，似乎很有特色，但是它从根本上堵塞了通向真理的道路。

既然日用见闻都是良知本体的发用流行，都不在良知之外，因此，体即良知之体，用即良知之用，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？[118] 故日用见闻正是格物致知用功之处，只是不要忘记，日用事为皆是良知之发用，而良知不离日用事物。[47]《书汪进之太极岩二首》，《阳明全书》卷二十。

三是居越以后，所操益熟，所得益化，开口即得本心。[56] 王守仁所谓心之用，就是物。告子见一个性在内，见一个物在外，便见他于性有未透彻处。[95]《答南元善》，《阳明全书》卷六。

[75] 朱熹也承认良知人人有，是人心所固有的。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，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。

质有清浊，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，私欲客气一病两痛，非二物也。[31]《传习录中·启问道通书》。

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，正由不知心即理耳。这些精灵生天生地，成鬼成帝，皆从此出，真是与物无对。

王守仁（1472－1528），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，学者称阳明先生。良知者心之本体[74]，它亘古亘今，无有不同。一方面又说是无善无恶、无善无不善。王夫之批评他销行以归知是很有道理的。

又说：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。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，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。

他的知行合一说，就是对病的药。这大体上也是符合王守仁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的。

知寒必已自寒了，知饥必已自饥了。直到三年之后，王守仁被贬至贵州，经过动心忍性，才始悟格物致知之旨，认为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，并提出知行合一说，初步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，而同朱熹哲学发生了明显的矛盾。